巩本栋：陈寅恪先生政治史研究的特色
授课中的陈寅恪先生
对陈寅恪先生史学研究的渊源、成就、特色以及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如王永兴先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等），然而对陈先生重视政治史研究的史学特色，似乎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本文拟以万绳楠先生所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当年授课的记录——《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为例，谈谈这一问题。
01
1947年至1948年，万绳楠先生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并作有听课笔记。近四十年后，万先生在武汉大学魏晋隋唐史研究室黄惠贤先生的帮助下，并参考五十年代高教部代印的陈先生在中山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所编的有关史料，和《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有关论文，将听课笔记整理成书稿。所以，虽然《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这部书并非陈寅恪先生生前的著作，但将其视为陈先生继《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后，又一部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中古历史的成果的结集，或大致不差。
从政治史入手研究中国历史，陈寅恪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序》中就说道：
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原不敢谓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中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杜，1982年）
认为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书多为政治史，并明确说明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即心仪《通鉴》而作，其政治史研究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是很清楚的；而且其治学态度也十分谦虚，令人感佩。
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陈寅恪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例如他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便自道其撰写思路说：
东晋孙恩之乱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旧史纪之已详，且为人所习知者也。若通计先后三百馀年间之史事，自后汉顺帝之时，迄于北魏太武刘宋文帝之世，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汉末黄巾米贼之起原，西晋赵王伦之废立，东晋孙恩之作乱，北魏太武之崇道，刘宋二凶之弑逆，以及东西晋、南北朝人士所以奉道之故等，悉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者，则尚未之见。故不自量，钩索综合，成此短篇。或能补前人之所未逮，而为读国史者别进一新解欤？（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
由滨海地区天师道的盛行，推论其对东汉以来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着眼点，都属于政治史的范围。
再如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先就传中所涉江东民族详作分析，然后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认为此条实暗示了南朝政治史及社会史中的一个大问题，即宋齐梁陈四朝的最高统治者，皆出于北来善战之阶级，所以，其与南朝境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就是“治史之人固应致意研求”的问题了。陈先生此文的思路，显然也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展开的。由此可见陈先生对史学研究的看法。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一部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讲稿。是书计二十一章，除最后一篇《佛教三题》，不宜归入政治史的范畴之外，其馀二十篇均为政治史论。如书中对魏蜀吴和西晋统治者所代表的社会阶级的分析，对南朝梁陈士族的没落和南方蛮族兴起的讨论，对南北朝的对立形势和六镇问题以及宇文氏之府兵与关陇集团的探讨，等等，无不属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而书中对很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如清谈、天师道、晋朝人口的大流动、北朝种族的分化整合等，也都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的。这里且举《清谈误国》一讲为例，略作分析。
陈寅恪先生对魏晋清谈问题的考察，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展开的。陈先生首先从清谈的源流上着眼，指出清谈“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第44页）。接着则从整体上分析，认为“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第45页）然后陈先生便选取“四本论”、“名教自然合一论”、“竹林七贤”等清谈中若干重要的问题和人物逐一进行讨论。比如他分析“四本论”，先指出曹操求才三令的政治意义，是“三令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反之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第46页）。再揭示求才三令与“四本论”的关系，认为求才三令的实质就是才性异与才性离的问题。于是，“有关‘四本论’的四个人，傅嘏、钟会论同与合，李丰、王广论异与离，就其党系而言，后二者为曹党，前二人则属于与曹氏为敌的党派”（第46页）。最后陈先生又引《三国志·魏志》傅嘏、钟会本传，证明司马师破毌丘俭，傅嘏与谋，“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以功进封阳侯”。司马昭对钟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傅嘏、钟会二人可谓皆司马氏死党，其论才性合，完全服从于司马氏政治上的需要。而王广、李丰，前者在司马懿东征王陵时与其父俱死难，后者也是被司马师所杀掉的，则可谓同属曹氏一派中的人物，他们论才性异也就与曹操求才三令的旨义相合。这样看来，前期清谈中的“四本论”，已成为当日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名教自然合一论是清谈后期的命题。后期清谈虽不如前期政治色彩浓厚，但清谈中人如山涛，王戎、王衍兄弟，又自不同。山涛原是司马氏的姻戚，“家世遗传与环境重习都足以使他们站到司马氏一边，致身通显。而他们早年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辨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有了此说，如山涛、王戎、王衍之辈，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略）。由此可知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的核心，原有其政治上的实际功用”（第58页）。清谈与政治关系既然如此密切，清谈之士又遍及朝中林下，于是陈先生进而揭出清谈之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世说新语·轻低》篇“桓公入洛”条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云：“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亦可证陈先生所论之确。（陈先生关于清谈的论述，此前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此后有《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等，并可参。）
其他如论东晋的立国，指出王导的功绩最大，而王导的功业，具体说就在于“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的进攻，进而克复神州”（第151页）。这当然也是从王氏在东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方针着眼的。（此后陈先生撰成《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请参。）
陈寅恪先生之所以侧重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论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究其原因，当然主要还是由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实际所决定的。此时南北政权分立，朝代更替频繁，政治斗争翻云覆雨，哲学思想、社会风气、文学思潮等，无不受其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比如，由于政治严酷，名士少有全者，任诞之风便恣行，玄学盛而儒教衰也很自然。再如，文学的发展，亦显受当时政治社会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已指出这一点。其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略）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是很正确的。因此，陈寅恪先生从政治史的角度讲述这段历史，正可谓抓住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根本和关键，清楚地勾勒出这段历史演变的轨迹。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02
万绳楠先生在是书《前言》中说道，他在整理陈寅恪先生的这部讲稿时，惊异地发现，“阶级分析和集团分析的观点与方法，竟贯穿在陈老师的全部讲述中”。这对我们理解陈先生政治史研究的特色是有启示意义的。
其实，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只是陈先生在这部讲演录中所使用的方法，它也是陈先生在其全部史学研究中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陈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曾提出：
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所谓家世与姻族联系，可以说就是阶级分析；宗教信仰分析，则属于思想文化的范围。一般来说，家世出身即阶级如何，往往会影响思想信仰的取向和确立，进而这二者的不同和变化又会直接影响其在社会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他论陶渊明思想与清谈的关系，就是通过对陶渊明家世和信仰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中，陈先生论魏晋统治集团的家世出身，论梁陈士族的没落与南方蛮族的兴起，论南朝官制的变迁与社会阶级转变的关系，论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等，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在讲稿中论清谈误国、论西晋末年滨海地区天师道的活动、论北魏前后期的汉化和南北朝社会的差异与学术的沟通等，虽大致属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然此一方面既与前者密切相关，研究的宗旨也在于说明当日社会政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我们可以看讲稿中陈寅恪先生对魏晋社会政治的分析。陈先生首先考察司马氏的家世，引《晋书·宣帝纪》，说明司马氏“自东汉司马钧以来，世代为将军、守、尹”。再据《后汉书·西羌传》、《魏志·司马朗传》裴注引司马彪《序传》等，考晋宣帝司马懿高祖司马钧、祖父司马儁、父司马防之事迹，以明司马钧本为武将，但到了司马儁已是“博学好古”，司马防与其子“父子之间肃如”，司马懿尤“博学洽闻，服膺儒教”。这种思想崇尚的变化显然是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出现的。而司马氏既服膺儒教，“即遵行名教，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即所谓孝友、礼法等等”（第4页）。司马懿与司马炎等居亲丧皆毁瘠逾制，出身世族同日拜为三公的王祥、何曾、荀顗，更是号称西晋的三大孝。可见西晋政治的特点是标举名教，重孝友礼法，重门第。
孙吴政权由江南世族顾、陆、朱、张四姓与孙氏结合而成，其思想崇尚和施政方针也略同于司马氏政权。
然曹魏和蜀汉政权的社会阶级构成与西晋不同。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中常侍，父嵩是曹腾的养子。就其家世说，曹氏是寒族，其思想上不以儒学为务，执政中也就重法术，尚节俭，唯才是举，得到很多寒族士人的支持。蜀汉政权也大致相似。由此陈先生指出：“魏晋统治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魏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寒族，非儒家。与之相同的是蜀国的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教的豪族，与之相同的是东汉、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略）社会阶级的不同，决定了魏、蜀与东汉、袁绍、孙吴、西晋不同的政治特征。从利弊来看，魏与蜀国的政治胜过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的政治。”（第30页）这样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再看陈寅恪先生对南朝官制与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他说：
南朝官制名实不符。高官如宰相、领军，有名而无实权；低官如舍人、制局监，无名而有重权；文官如中书监、令的宰相权，从历史来看，是层层下降的。（略）权力由高级官吏移于低级官吏，实质上即由最高贵族移于最低阶级。这是由于当时的皇帝不想由高阶层的人做高阶层的事，而倚之以另一阶层造成。南朝官制名实不符，包含了社会变动的意义，而有权者作为恩幸，对皇帝必俯首贴耳。无权者职责不明，本为刺史，如参综朝权，也可管到别一个系统的事。大家互相牵涉，对于唯予一人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加强，却有莫大的好处。这是南朝职官制度的特点。看南朝的官制，只有从阶级的变动去看，才能看清楚。（第224—225页）
由社会阶级的不同推论南朝官制的变迁，所用方法属于阶级分析。
某一阶级社会地位变化了，相应的，它在思想文化上也会有新的祟尚。比如北魏前后期的汉化。陈先生认为，不管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还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都主要地是思想文化的融合，而不仅仅是种族问题。少数民族一旦掌握了政权，社会政治地位提高了，其思想文化必定也要求随之提高。这就有必要“汉化”。由此看来，“汉化”是符合少数民族自身发展，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陈先生的看法，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有启发意义。
北魏前期已开始汉化，但并不自觉。鲜卑统治者杀崔浩的事，虽是对汉化的反动，但也说明思想文化由低向高的发展、胡汉融合是必然趋势，只是崔浩想要建立姓族与人伦，即高官与儒士合一的贵族政治，而当时的鲜卑贵族虽有政治地位，却无思想文化可言，于是二者发生尖锐对立，导致崔氏被杀。北魏后期，孝文帝迁都并实行汉化政策，包括改衣服之制，改变入洛的鲜卑人的籍贯，断北语一从正音等，便主要是胡族上层向文化高的汉族士族的接近和转化，即不仅要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也要使其在文化上有发言权，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进而吞并南朝。当然，鲜卑贵族的重门第与江南士族的重门第并不相同。前者重族姓却不重人伦，后者重门第同时也尚人伦才识。个中的原因，就在于思想文化水平不能一朝一夕提高，鲜卑贵族不能不被其较低的思想文化水平所限制，在婚宦上只采取重族姓的措施。
“汉化”是如此，“胡化”也未必是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一种新局面”。如北魏灭亡后，大批西胡人归人北齐政权，北齐的鲜卑贵族用之专事游乐，结果这些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伎艺，甚至想做“龟兹国子”。这种胡化，不但影响了北齐的政治，也影响到隋唐以后的历史发展。（此可参陈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关论述。又，此后陈先生还曾撰《崔浩与寇谦之》，亦可相参。）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03
由于陈寅恪先生总是能从政治本质上去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纷繁的历史现象，也就往往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抓住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去伪存真，发前人所未发，表现出高超的史识。
西晋灭亡的原因很多，如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九品中正制的弊端等，都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因素。然陈寅恪先生通过对纷纭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指出：“罢州郡武备与行封建制度，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至巨”（第32—33页），由此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因为，罢州郡武备，行分封制度，使得地方上只是封国有军队，而州郡只有武吏；州郡可由皇帝控制，封国却属于诸王。八王之乱所以直接将西晋推向了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没有武备，而封国则武力强大，诸王一旦发动变乱，朝廷无能为力，遂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这里，陈先生抓住了影响西晋政治的根本问题，便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
上文说道，陈寅恪先生特别重视家世、出身的分析，很自然，这也就会对某人或某统治集团的来龙去脉特别关注。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于是陈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南北朝人口的大流动是解剖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指出：“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第114页）例如，东晋是在北方士族和江东名宗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的，宋、齐、梁是逃往京口一带的北方中层士人武力集团建立的，陈则是经土断后列为吴人的低等北人利用南方土著豪族的势力建立的，而北朝政权更相交替的重要原因在于六镇兵的转手。由于陈寅恪先生抓住了南北朝政治演变中的关键问题，也就不但能较好地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还进而揭示出许多前人尚未注意到的问题。像北方统治者的徙民与百姓的屯聚问题即为一例。北方的战乱和统治者的迁徙政策，对各族人民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汉人自中原逃至南方的居多，然亦有未能或未及南迁者。这些人“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比如苏峻，“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第135—136页）。庾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虽“体小人少”，然也是“经济自足的防御夷狄、寇盗的军事屏障”。陈寅恪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屯聚，“因为同宗共保一坞，成了北方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决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堡坞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难分轻重的。”（第141页）这些论断都是根据大量的史料，经过严密的论证才得出的，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陈寅恪先生精通文史，学识渊博，当他讨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讨论那些“遭乱辄将居人入峄，外寇虽重，无所施害”的堡坞时，自然会联想到陶渊明笔下“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桃花源中人物。陈先生考论坞堡时已注意到《水经注》所引戴祚《西征记》中的有关史料：“洛水又东，迳檀山坞南。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人长安，（略）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略）竟不达其原也。”而陶渊明又与当时西征将佐颇有关系，故陈先生疑陶渊明乃是直接或间接地得知戴延之等人的经历，遂纳入《桃花源记》一文中。陈先生曰：
《桃花源记》中所谓“土地平旷”者，与皇天原“平博方可里馀”相合；所谓“太守即遣人随之往，（略）不复得路”者，与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坞而返相似；所谓“山有小口”者，与郗鉴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落英缤纷”者，亦与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时令相应。（略）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为苻秦，亦可推知。（第143页）
至于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陈先生认为是融合了刘麟之入衡山采药失径故事的缘故。最后陈先生得出结论：
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潜思想的反映。（第145页）
陈先生文史互证，不仅为我们理解西晋以来北方人民屯聚坞壁的问题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细节描写，而且也对弄清《桃花源记》的本事，深入理解此文，大有助益。此真可谓发前人所未发。（陈先生此前撰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论证更为详细，可参。）
04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渊源，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有专节论述，大致认为陈先生的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这当然是很正确的，因为陈先生在多处表达过对宋贤史学的推崇。比如说：“宋贤史学，今古罕匹。”（《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陈坦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又如在《赠蒋秉南序》中谈到欧阳修，谓其“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载《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都是其例。然而，我们细按陈先生所言，他称赞欧阳修《五代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称赞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政治史的“空前杰作”，其实仍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评价的。因此，陈寅恪先生在其史学研究中所继承的，已决不仅仅是宋贤的史学，而是两千年来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和精神。陈寅恪先生承继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合理因素，注重进行政治史的研究，善于捕捉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加之学识渊博，方法得当，既能沿波讨源，复能披枝振叶，故而多所成就。《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适为其史学研究之一例而已。
>原题《陈寅恪先生政治史研究的特色——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札记》，载《古典文献研究》总第九辑（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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